筑牢生物安全法律屏障保障國家安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提出“要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

　　● 廣義的生物安全，是指生態系統的正常狀態、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人類的生命和健康不受致病有害生物、外來入侵生物以及現代生物技術及其應用侵害的狀態。從廣義上講，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生物安全息息相關

　　● 盡快出臺綜合性的生物安全法，將國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設納入其中，不僅有利于確保現代生物技術的健康發展，更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生物安全法的目標應包括保護人體健康、維護生態安全、促進生物技術健康發展以及保障國家安全

　　● 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的構建需貫徹風險預防的重要原則，作出化解國家生物安全的重要預測

　　□ 本報記者　　趙 麗

　　□ 本報實習生 董錦蒙

　　“生物安全”近日成為焦點話題。

　　“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備受矚目。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特殊背景下，此次會議將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

　　“國家防范和化解生物安全風險需要法律、法規和規范的支持與指導。將國家生物安全方面的管控完全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不僅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而且是彌補當前生物安全方面立法缺失的要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高利紅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完善管理體制機制

　　解決生物安全問題

　　什么是生物安全？對公眾來說，生物安全更像是個學術概念，與生活似乎離得很遠，更加難以理解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的關系。

　　據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于文軒介紹，狹義的生物安全，是指人類的生命和健康、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生態系統的正常結構和功能不受現代生物技術研發應用活動侵害和損害的狀態；廣義的生物安全，是指生態系統的正常狀態、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人類的生命和健康不受致病有害生物、外來入侵生物以及現代生物技術及其應用侵害的狀態。從廣義上講，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生物安全息息相關。

　　看似宏大抽象的概念，如果細化到具體的事例，公眾或能更直觀地感受到，生物安全一點也不遙遠。例如，一場非洲豬瘟疫情對于肉價以及整個市場供應的影響；從非典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威脅與影響。

　　在于文軒看來，現代生物技術具有顯著的“雙刃劍”特征，其蓬勃發展和廣泛應用一方面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惠益，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日益嚴峻的生物安全問題。尤其是在這次疫情的背景下，加快生物安全立法進程，為生物安全管理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撐，就成為迫切之需。

　　正因為如此，國際社會非常重視生物安全的保護。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包括生物安全內容在內的綜合性條約《關于環境與發展的里約熱內盧宣言》《21世紀議程》和專門性條約《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后為了落實《生物多樣性公約》，其成員國制定了《生物多樣性公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和《生物多樣性公約關于獲取遺傳資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產生惠益的名古屋議定書》。我國作為生物資源大國，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成員國，國務院于2005年4月27日作出決定，核準《生物多樣性公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看來，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締約國，我國有必要按照自己的立法程序，將其規定和要求轉化為國內法律或法規或者國內法律法規的規定，以更好地行使國際法律權利，履行國際法律義務。

　　高利紅則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了生物安全立法的三個意義：

　　第一，有利于實現國家在生物安全方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構建系統化的生物安全管理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國家在安全問題尤其是生物安全問題方面的解決能力。

　　第二，有利于填補生物安全領域在國家基本法中的空缺，促進國家防范與化解生物安全風險的規范性、合理性與有效性，將國家生物安全方面的管控完全納入法治化的軌道，實現國家生物安全法律的統一。

　　第三，有利于進一步規范生物技術的合理利用，推動生物科學的加快研究和生物產品的安全研發，增進我國生物安全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基礎設備的完善，提升我國在生物科技服務方面的安全保障能力。

　　草案涉及八大領域

　　風險防范至關重要

　　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明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據于文軒介紹，我國綜合性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始于20世紀90年代。經過20多年的努力，目前立法進程已經進入“快車道”。2019年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

　　于文軒認為，盡快出臺綜合性的生物安全法，將國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設納入其中，不僅有利于確保現代生物技術的健康發展，更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生物安全法的目標應包括保護人體健康、維護生態安全、促進生物技術健康發展以及保障國家安全。

　　于文軒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法律體系層面，我國目前的生物安全法規體系主要由環境保護法的相關規定、生物安全管理專項立法和生物安全管理相關立法構成。這些立法為我國生物安全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現有的立法無法很好地滿足生物安全管理的現實需要。因此，我國生物安全立法亟待健全和完善。目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制定一部綜合性的生物安全法，為構建嚴密的國家生物安全體系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生物安全法草案共計七章75條，聚焦生物安全領域主要問題，重點保護我國生物資源安全，促進和保障生物技術發展，防范和禁止利用生物及生物技術侵害國家安全。

　　據高利紅介紹，目前生物安全法草案規范、調整的范圍比較廣泛，分為八大類：一是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二是研究、開發、應用生物技術；三是保障實驗室生物安全；四是保障我國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五是防范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六是應對微生物耐藥；七是防范生物恐怖襲擊；八是防御生物武器威脅。相關立法領域還包括軍民兩用物項和技術管控、動植物檢疫、出入境檢驗檢疫、突發安全事件等。

　　“未來的生物安全法應當是生物安全方面的基本法，具有基礎性和統領性的作用，是對前期我國已有的生物安全立法經驗的總結。”高利紅認為，風險防范應是生物安全法的首要原則，因為生物危害的發生具有嚴重、巨大以及不可逆轉的破壞性，若不從源頭開始預防，生物危害一旦發生，便會發生不可估量的損失且難以挽回。

　　常紀文提到，2020年10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將在云南省昆明市舉辦。若生物安全法如期得以通過，將從法律層面向國際社會宣告表明中國的生物安全保護立場和態度，展示中國保護生物安全的制度化對策和負責任舉措。

　　科學分配立法資源

　　實現內部銜接有度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關于生物安全立法，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二次會議期間，就有214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七件相關的議案。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如何從制度體系層面早日筑起筑牢生物安全的‘防火墻’”成為輿論焦點。有評論認為，經此一“疫”，在生物安全法草案的后續審議中，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的短板、不足，必然會在法律框架中得到完善優化。

　　關于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高利紅提出了三點建議：

　　首先，要全面兼顧生物安全立法的各個方面，科學、合理、適時地分配立法資源和立法力度，統籌安排生物安全立法的各個方面，做到內部協調一致、銜接有度。例如，對動植物檢疫與食品安全兩個方面的立法做到承接安排，實驗室生物安全與倫理管理兩個方面的立法做到統一處理。

　　其次，在動物管理與保護、傳染病防控等相關重點領域應進一步加強立法。在立法過程當中有側重地解決關鍵性、迫切性和緊急性的問題，同時要保障人民群眾的利益。

　　最后，保持立法的前瞻性，充分貫徹風險預防的原則，作出化解國家生物安全的重要預測。

　　“總之，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的構建需要貫徹風險預防的重要原則，立法的過程中需要預測到重大的生物風險并加以防范。”高利紅說。

　　常紀文建議，按照適事范圍，加強規律性事項的統一規范和個性化事項的專門規范工作，“結合我國以前遇到的現實問題，如禽流感事件、2003年‘非典’事件、2019年底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等生物安全事件的經驗和教訓，有針對性地解決生物安全保護的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

　　此外，高利紅還提到，目前較為關注的野生動物保護就屬于生物資源保護方面，有研究顯示，三分之二人畜共患的疾病來自動物，管理好野生動物是防治人畜共患病的重要方法。

　　“野生動物保護法需要在立法理念、保護范圍、法律責任等方面進一步完善。我國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原則是保護優先、規范利用、嚴格監管，具體而言就是一般性禁止利用進入名錄的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但可以通過許可證制度進行利用。下一步，全面禁食野生動物成為大勢所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工作已經啟動，有望加強其中關于生物安全的考量。”高利紅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關于生物安全法立法同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關系，于文軒也指出，在廣義的生物安全領域內，保護生物安全內在地包含了生物多樣性保護，野生動物保護作為生物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成為法律規范的內容。

　　杜絕生物技術濫用

　　嚴格監管生物實驗

　　“生物安全的保障和風險的化解不僅存在于日常生物疾病的防范當中，而且存在于生物技術的開發和利用當中，所以國家必須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嚴格依法管理，防患于未然，杜絕生物技術的濫用。”高利紅說，日前科技部出臺的《關于加強新冠病毒高等級病毒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加強新冠肺炎科技攻關相關管理的通知》，對于技術研發和生物成果提出了嚴格要求。

　　此外，高利紅提到，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是目前比較薄弱的環節，也需要高度重視。

　　據高利紅介紹，1983年世界衛生組織根據實驗室所處理的生物危害物質風險程度將生物實驗室分為一級至四級。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是全球進行致病性病原體研究的主流實驗室，可以操作含有動物烈性傳染病、人畜共患病、人類傳染病的多種病原微生物，也是發生生物安全事故最多的實驗室。目前我國已建成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50多個，相關立法也早已啟動，2002年借鑒國際標準制定了《微生物和生物醫學實驗室生物安全通用準則》，該準則于2017年進行了修訂。2004年國務院頒布的《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對病原微生物的采集、運輸、儲存的全流程管理作出嚴格要求。

　　“但從整體上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還比較粗糙，實驗動物管理比較混亂，實驗室垃圾處理存在隱患，監管存在諸多漏洞。”高利紅說。

　　關于實驗室的生物安全管理，復旦大學復旦發展研究院專職研究人員李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目前我國關于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相關的法規和標準大約有20多條，但還應嚴格區分管理不同級別類型的實驗室及實驗活動，將實驗室生物安全納入生物安全法，從法律層面進一步確保生物安全。

　　制圖/李曉軍　　 【編輯:于曉】